比特币:对话币安赵长鹏：在加密货币的中间地带

编者按：本文来自晚点LatePost，作者：晚点团队，星球日报经授权转发。最近一年的大多数时间中，赵长鹏会待在新加坡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以在线形式对外联系。在这个弹丸之国的狭窄空间，这位44岁的加拿大华人远程掌管着一家千亿美元估值的公司。在线上虚拟世界，赵长鹏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CZ，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的创始人兼CEO。疫情前，赵长鹏是在四处迁徙的状态下遥控着币安。从日本、马耳他、乌干达再到新加坡，他游走在加密货币政策相对宽松的国家和地区，见面对象包括当地从业者和政府官员，比如乌干达总统和马耳他总理。疫情后，他停在了新加坡，以线上会议连接着分布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0名币安成员。他为这种新状态添置了一个“大型设备”——一块绿幕。当有正式线上活动时，他会站到绿幕前，抹掉房间的真实环境，换上一幅带有明黄色币安logo的虚拟背景。一手创立币安，在加密货币世界拥有巨大能量的赵长鹏，并没有这个领域创业者的典型人设，他不是坚定的信仰者或狂热的布道者。他的特点是“缺乏特点”。赵长鹏留着寸头，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他的想法和行事方式也如此，在区块链行业内，他是那个走在中间的人。他最初被加密货币的自由度吸引，自从2014年卖掉上海的房子买了比特币后，他就逐步把大部分个人资产转移到了加密货币上。据他称，加密货币资产占他个人财富的比例现在是99%。他再也没买过房子等固定资产，因为“流动性太差”。另一方面，看重自由和流动性的赵长鹏也积极看待政府对加密货币的监管。他称自己绝不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无法想象没有政府和警察，社会会如何运转，人群将如何自保。赵长鹏创立的币安也是一个中间产物。币安不是典型的公司。它没有总部，没有办公室。分布于全球的近3000名成员均在家办公。一名币安员工说，他的入职手续都是飞到HR所在的城市，在HR家里办的。但币安也不是典型的去中心化社区组织，它依然有CEO赵长鹏，有高管职位和汇报关系。它同时使用OKR和KPI两套任务考核体系，确定OKR时，赵长鹏会先定自己的OKR，其他人再拆赵长鹏的OKR——和多数使用OKR的互联网公司一样。中间路线和对矛盾事物的兼容背后，有赵长鹏的实用主义。中心化还是去中心化，坚定还是摇摆——他不太看重这些有区块链特色的评价维度。他对很多事情的判断标准是：是否合理、有好处、有必要。比如在社交媒体上，虽然有悖于自己“不爱出头露面”的本性，赵长鹏却非常活跃，因为这能帮他与用户沟通。他在Twitter上有260万粉丝，比以太坊创始人VitalikButerin还多70万。为了推广币安在去中心化金融上的关键布局BSC，赵长鹏有时甚至会故意去怼以太坊——外界认为BSC对标以太坊。“在BSC比以太坊小时，这对BSC有好处。”以合理、务实和有用的标准去行动，赵长鹏也没那么执着区块链和加密货币本身。他在2014年卖房买币进入行业，看起来姿态坚决。但在2015~2017年的行情低迷期，他一度离开加密货币领域，进入了当时很热门的文化品交易行业，做了一家给邮币卡提供交易系统的公司。从结果看，对加密货币的不完全坚定并不影响赵长鹏和币安在这个领域的成功。赵长鹏认为，加密货币交易所的核心竞争力和过往的类似产品无异，还是服务好用户。务实、兼容、多元的风格，能帮他们服务尽可能多的全球用户。在加密货币新一轮的牛市和震荡背景中，我们与赵长鹏聊了比特币的行情和价值、币安的业务转型和组织管理、他对行业监管的观察和复杂环境中他自身的状态。1989年，12岁的赵长鹏离开出生地中国江苏，随家人移民加拿大温哥华。很多事情在当时埋下伏笔。中学时代，赵长鹏当了4年排球校队队长，他说自己在场上更像粘合剂——个子不是最高，攻击力不是最强，他“不是杀球的那个人”，他负责协调全场。1“比特币是一个新技术平台而不是某个资产”

火币“DeFi预言家”项目对话：AKRO是协议级别的管理代币:8月25日，火币全球站“DeFi预言家”活动正式启动，邀请到活动中四个DeFi项目线上对话。来自Akropolis项目的联合创始人Kate Kurbanova分享了近期生态建设的最新进展。Kate表示，AKRO是协议级别的管理代币，使命是为人们提供一种能确保储蓄、投资品以及未来必需品安全性的工具，让人们不再需要依赖于地理位置与集中交易对手进行金融交易的撮合，也不必被其它金融中介攫取基本利益。

目前正在开发基于AkropolisOS的两种产品：Sparta和Delphi。Sparta能使用户获得不足额抵押贷款（借款人仅提供50％的抵押），通过不同的DeFi协议被动产生收益；Delphi能使用户简单地参与不同的收益耕种，被动地赚取COMP，BAL，SNX，CRV, AKRO等，并在可变的流动性池中（例如BTC）执行自动平均美元成本。[2020/8/25]

《晚点》：4月中旬以来，比特币从接近65000美元的高点下跌，一度低至30000美元，你怎么看这种巨大的波动性？赵长鹏：市场有大涨幅就会有大跌幅，很正常。我还有我周围的人都没有特别在意。《晚点》：今年2月比特币价格突破5万美元后，你曾在Twitter上说：“比特币的5万美元是新的1万美元，如果现在不买就等着后悔。”为何如此看好比特币？赵长鹏：我从来没有在推特上预判过比特币的价格。但现在这个行业还非常初期，全球大概只有1%~2%的人有数字货币。从这个角度看，应该还有50倍到100倍的发展空间。《晚点》：一种普遍观点是，美元超发是去年下半年启动的这轮牛市的重要推力，比特币涨不是因为自己多好，而是因为外面的世界太差了。你怎么看这轮牛市的原因？赵长鹏：美国印钞对加密货币确实有很大贡献。42%的美元都是去年印的，拿着美元是大大贬值，所以美国很多机构都开始买比特币了。也有一些行业内因素，去年的DeFi和今年的NFT比较火，有很多创新。另外，去年比特币挖矿减半了，新比特币出来的速度慢很多。具体哪个影响比较大，没人能100%说清楚。《晚点》：2017年的牛市以前，比特币占加密货币总市值的比例维持在80%以上，2018年之后，这一数值开始在30%到70%之间震荡，目前略多于40%。你觉得比特币的比重接下来会怎么变化？赵长鹏：长期看，比特币的比重还会降低。比特币是第一个数字货币，它有网络效应，就像数字货币里的全球储备货币。但比特币的创新速度不如新项目，迟早会有其他东西蚕食比特币的份额，但目前还没有看到是什么。《晚点》：包括以太坊和币安自己发行的BNB吗？赵长鹏：包括它们。以太坊以前有机会，因为比特币能做的事它都能做，并且有很多创新，社群很活跃。但以太坊很快碰到了性能瓶颈。现在的加密货币要在市值上超越比特币蛮难。比特币最去中心化，因为它的创始人不在。《晚点》：比特币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怎么定义它。你认为比特币的实质是什么？一种货币，一种资产，还是什么别的东西？赵长鹏：我觉得比特币是一套新技术而不是某个东西。互联网刚出来时，人们会认为互联网是另外一种沟通渠道，我们有电话、收音机、电视，现在还有了互联网。但互联网其实是一个新技术平台，互联网上会有互联网的收音机、视频和社交媒体。社交媒体是传统没有的，电视、收音机是传统就有的。所以互联网不是在具体应用层面跟它们并行，互联网是底层架构。区块链和比特币也是底层架构，数字货币里会有数字货币的货币、资产、证券、债券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这是一个新平台而不是某个资产。很多人不理解这有多大，一个新平台出现后，上面会有新版本的传统的一切，加更多传统没有的东西。《晚点》：但“各种各样”的东西似乎还未出现，区块链领域还没有杀手级应用，这是为什么？赵长鹏：一是现在整个数字货币行业还非常小众，所以没有大众化的杀手级应用。第二加密货币市场内其实有做得挺好的应用，比如2017年的“首次公开发币”，我称它为“区块链全球融资”，这是一个杀手级应用。之前创业者是没有工具去全球融资的。假如你是一个中国小散户，你也投不进美国早期项目，比如Uber、特斯拉。但“首次公开发币”可以，它现在还在用，当然也有很多子。最近的NFT又是一个新模式，它能让艺术家或内容创造者更好地把作品变现。这些应用都是传统金融不支持的。2“做点事，把事做好，就可以了”

火币“DeFi预言家”项目对话：Just基金会考虑将“流动性挖矿”引入整个生态:8月25日，火币全球站“DeFi预言家”活动正式启动，邀请到活动中四个DeFi项目线上对话。对话中波场创始人孙宇晨表示，Just基金会近期考虑将最近的DeFi热点“流动性挖矿”引入整个生态，以JST作为平台治理和挖矿收益的代币，近期的项目包括：1）JustStable流动性挖矿：用户参与抵押、借贷提供流动性时，会收到CDP的挖矿收益；2）JustSwap流动性挖矿：用户通过提供资金到JustSwap资金池的方式，获取除交易手续费外的额外挖矿收益；Just基金会未来还会引入更多应用场景下的DeFi，涉及单是不限定于借贷、交易、衍生品等，JST都将作为挖矿收益发给生态贡献者。[2020/8/25]

《晚点》：你是怎么从传统金融行业跨到加密货币的？赵长鹏：我大概在2013年年中读了比特币白皮书。了解这个技术后，我觉得它可能会work，但去中心化需要社区。这个社区存不存在，人是什么样的人，我需要见一下。于是2013年底，我去美国拉斯维加斯参加了一个峰会，现在行业里的大佬，包括Vitalik等，当时都在峰会里。去了之后发现这一帮小孩非常真诚，也非常努力。当时有一个人为了教我用钱包，就转了一些币给我，学会后，我说我把币转回给你吧，他说不用，你留着吧，你可以用这个币去教下一个人。我看了一下，大概就三百美元，几千块人民币，不是很多，但也不少。他们这帮人真不是出来钱，不是报纸上说的贩老大，他们就是一帮技术小孩。会开完在机场准备离开时，我就说我要卖房买比特币，而且要辞职，100%加入这个行业，不管干嘛，写代码也行。《晚点》：对一个新机会感兴趣，需要做到卖房这一步吗？赵长鹏：我那时就这么点钱，就不要再分散了，年轻，全部放在一个地方。我从不跟别人说你allin，但我自己能承担风险。最坏的情况就是做两年，比特币归零，我再回银行工作就行了。《晚点》：2014买的比特币后来拿住了吗？加密货币在那之后不久就进入了熊市。赵长鹏：还好一直拿住了。我记得我把房子卖了后不到1年，上海房价就翻了一倍，比特币跌到原来三分之一，等于差了六倍。当时内心是有压力的，是所有人都错了，还是就我一个人错了？大概率是我一个人错了。但我怎么也看不懂为什么会错，因为我觉得这是未来。回头看，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时，亚马逊、eBay，包括谷歌当时也跌了98%。大家都经历过那个阶段。《晚点》：这种把区块链类比成互联网的想法，是你当时就有的还是事后总结的？赵长鹏：说实话是后来想到的，人在当局是看不清的。我当时只是想，这个东西还要熬多久，五年、十年？但还好，也就熬了两年多。《晚点》：你现在如何配置个人资产？你有再买房子等固定资产吗?赵长鹏：我基本上99%是加密货币，应该都在BNB上，只有一小部分是比特币。我现在没有买房，房子流动性太差。《晚点》：你2014年入行时的态度很坚决，但创立币安前的2015年到2017年之间，你曾离开加密货币行业，做了给邮币卡提供交易系统的比捷科技，为什么中途去做这个？赵长鹏：比捷本来想自己在日本做数字货币交易所，但发现只懂技术不懂日语很难做。后面中国的邮币卡很火，就有人找上门问能不能提供，我们说你愿意付钱我们就卖。到2017年5月之前，我们都没想过做交易所。《晚点》：2017年5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又回来了？赵长鹏：最直接的是觉得一波行情要来了，行业里需要这个，而且交易平台是我的擅长。更长远地看，我觉得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我们能提高一个东西的自由度，且不降低它的安全和易用性时，文明都有很大进步。我觉得未来几十年内，金钱的自由度会变得更高，同时安全和易用性可以保持，甚至变高，这是币安想做的。我们想为这个行业提供一些基础架构服务。《晚点》：区块链技术能让金钱流动更自由、更安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去中心化特点。你从2014年入行到创立币安，都是在钱包、交易所等行业里的中心化公司，为什么不直接做基于区块链网络的去中心化项目？赵长鹏：我觉得人要找三个东西的结合，一是自己会什么，二是自己喜欢什么，三是这个东西对别人有没有价值。不是每个人都特别懂芯片，都知道怎么挖矿，都熟悉数学算法区块链。我的经历一直在交易系统这边，对我来说最合理的就是继续做交易平台。《晚点》：交易平台也可以做成去中心化形式的。近期你曾说，未来五到十年内，去中心化交易所会战胜中心化交易所。看起来你的想法又变了？赵长鹏：去中心化交易所确实发展很快，但直到现在，它的交易量和安全系数跟中心化交易所仍有差异，对大部分新手用户有门槛。当然，你在水里就能感受到浪的方向。DeFi的确给币安主站带来了压力。我比更早期时更看好去中心化方向了，我认为这是未来。《晚点》：区块链行业不少人有始终如一的价值观和方向选择，比如有人执着于去中心化，有人执着于把比特币用到支付上，有人看重提升效率；你似乎更偏实用主义，选择随形势变化。这会被一些人视为不够坚定，你怎么看自己的这种特点？赵长鹏：一个行业要允许不同想法、不同特质的人共存。我觉得不管选择是什么，为行业做点事，把事做好，就可以了。3“如果2018年再继续涨，不一定有今天的币安”

央视对话今晚播出区块链主题节目:据央视对话微博，今晚21：45《对话》节目将播出区块链相关内容。根据微博文章内容显示，节目或将播出5月28日《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论坛部分内容。详细内容请点击原文链接进行查看。[2018/6/3]

《晚点》：币安从成立6个月后到现在，一直是全球交易量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你认为币安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赵长鹏：还是因为我们一直坚持以用户为核心吧。这体现在一些长、短期利益博弈上，例如上币时的选择和产品功能设计。我们还拿出了所有交易费收入的10%放到SAFU里，以保护用户利益和应对极端情况。《晚点》：现在行情剧烈波动时，币安、Coinbase和火币等交易所仍会出现卡顿、宕机、“因流量暴增暂停提币”等情况。一些人认为，表面的故障背后是交易所在操纵。赵长鹏：以币安当今的交易量来看，手续费收益就不少了，不需要通过操纵什么挣短期的钱。聪明人会保护长期的信任。《晚点》：你们不缺人和钱，为什么一直没解决宕机、卡顿等问题？赵长鹏：这不是那么简单。对系统不太了解的普通散户经常说，你多买服务器不就解决了吗？花钱能解决的问题，我们早花钱了。传统交易所，如上交所、纽交所都是散户把订单交给券商，券商再把订单合起来给交易所，交易所只服务几百个券商。我们是全世界几百万用户直接到交易所，我觉得我们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撮合市场，架构压力完全不一样。这不是平行加服务器就能解决的。我们要做到的，是把波音838变大十倍，但它还是单独一架飞机，还能飞，这比较难。现阶段的成长完全超出我们2018年的预期，我们还在做多种优化，但继续往下涨，可能还会碰到一些磕磕碰碰。《晚点》：具体哪方面超出预期？赵长鹏：主要是用户数，远远超出了预期。2017年比特币的峰值是两万美元，前段时间到五万多美元，涨了2.5倍，但活跃用户数却涨了二十倍。当时已照着五倍、十倍去扩了，还是扛不住。《晚点》：你之前提到机构入场是这一轮牛市的特点，你们机构用户的增长情况如何？能观察到中国机构力量的入场吗？赵长鹏：总的机构数据是指数性增长的，特别是过去半年。在整个市场中，中国机构占比不大。美国机构大概占市场的百分之八九十，中国反过来，散户占百分之八九十，中国几个亿身家的人都是自己操作一个账号。《晚点》：你们怎么吸引机构用户？赵长鹏：机构交易对API、交易速度的要求和散户完全不一样。举个例子，机构都是团队操作，有老板、组长、小团队，每个人有不同权限，我们叫子账号功能。这些功能2017年没几个交易所有，我们也没有，现在我们都有了。《晚点》：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些准备的？赵长鹏：子账号是在2018年底左右，那时是熊市。其实当时主要就在练内功，我们那时的核心撮合比较快，但周边系统不够，2017年成长太快，跟不上。当时就担心，如果2018年来一股非常牛的牛市，币安会很卡，我们反而可能丢掉领先地位。所以2018年，我跟内部的沟通全部是提高性能、扩大系统，牛市会来，不用担心。我个人之前经历过熊市，当时的心理素质已非常好了。《晚点》：所以2018年初开始的熊市，对币安来说反而是一个有利外部环境？赵长鹏：是，如果那时再继续涨，我们扛不住了，不一定有今天的币安。《晚点》：你们对未来增长的预测是？会提前做哪些准备？赵长鹏：我们完全没法预知未来。但我们判断用户量大概率还会上涨，我们至少要先准备好扩容性。有可能不发生，那我们就浪费点钱，问题不大；但是发生，我们不能浪费机会。《晚点》：现在很多新用户涌进加密货币市场。他们的风险意识和交易技术可能都不好，但币安、火币等交易所又能很方便地加杠杆，杠杆很容易亏钱。你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赵长鹏：币安应该是所有数字货币交易所里唯一有“负责交易程序”的，我们叫responsibletradingprogram。第一个，如果一个散户来玩我们的期货或期权，我们会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你觉得有多大几率会赔钱？他如果写低于50%，我们不让他玩，你心态就不对；第二，如果赔钱了，他觉得是谁的责任？他如果觉得是别人的责任，是币安的责任，那你别玩，你去玩现货。第二个，如果是一个新的散户，他赔钱到一定程度时，我们系统会告诉他不要再交易了，阻止他交易48小时。我相信我们是唯一一个阻止用户交易的交易平台。《晚点》：你们一共阻止过多少人？阻止的代价是什么？赵长鹏：数据我倒没有，应该不少人，但这对我们的收入不会有太大损失。因为这种用户，他只会伤自己，不会特别帮我们。受伤之后，他还是会停，只是早停晚停。我们让他早停一天，他少输点钱，我们少赚几十块手续费没关系，我们保留长期用户。他学会了怎么赚钱，我们的收入会更多。《晚点》：交易所用户特别关心托管在你们这儿的资产是否安全。掌管OKEx交易所钱包秘钥的徐明星被调查时，就曾导致用户大规模恐慌逃离。你们是怎么管钱包秘钥的？赵长鹏：币安现在完全是用多重签名机制，很早就不依赖单个人了。我们最大的钱包需要15个人中的7个人签名。这些人是谁，他们互相都不知道，此外只有很少人知道全部人是谁。而且我和币安所有公开对外的人都不在签名名单里。币安提币跟我完全没关系，我想偷币都偷不走。《晚点》：但这个机制还是需要有人在中间协调，是吗？这会不会带来一些风险？赵长鹏：全部用工具。管钱包的人的软件里会弹出需要处理的任务。做运营管理的人不知道管钱包的是谁。《晚点》：怎么保证多重签名名单里的人相互不串联？赵长鹏：他们从币安得到的待遇相对高，我们先把他想偷的意愿去掉。而且光一个人想偷也不行，他要勾结大概8、9个人。他去打听其他人是谁时，非常容易泄露。如果有人出事了也没关系。软件可以把人移出，把新人加进来。我们会选有一定熟悉度，稳定可靠、有家庭有小孩的人，单身感觉不那么稳定。位置上全球分布，只要有互联网就行，但不能都在一个国家或地区，防止地震、洪水、断网。现在全球大概只有一个国家没有互联网了。4“你说我抄了奔驰，但我车速比他快10倍”

立陶宛央行发起与银行、监管机构与交易所之间的对话:据波罗的海时报报道，4月15日，立陶宛央行已开始研究加密货币，并启动了商业银行、政府监管机构和加密交易商之间的对话，金融部金融犯罪调查局（FNTT）、银行和ICO组织代表参加了最近的加密货币圆桌会议。FNTT金融技术战略协调员Jekaterina Govina表示，无论加密货币的风险如何，不能盲目对其否认。[2018/4/16]

《晚点》：在现在的中心化交易所之外，你们的新方向是去中心化金融，这块的整体进展如何？赵长鹏：BSC的日交易量现在超过以太坊大概四、五倍了，有了几百个生态项目，但BSC才推出9个多月，它起来得比我们想象得还快。除了BSC，我们还在做DEX，我们也投了很多以太坊、波卡生态的项目。《晚点》：其实以太坊上也可以做去中心化金融，比如现在交易量最大的去中心化交易所Uniswap就是以太坊生态项目，你们为什么不用现成的东西，而是在去年9月推出了BSC？赵长鹏：我解释一下，BSC不是我们做的。我们之前自己做BNB时慢慢跟社区有很多合作。所以到BSC时，是社区里一帮人过来说他们要做一个智能合约链，跟以太坊接近，希望我们给一笔资金。他们愿意把BNB作为这个链的主币，之后这个链上的任何交易都会用到BNB，这对币安是好事，因为我们是BNB的最大持有者。所以BSC我参与度很低，这是一个社区项目，只是开发者不太愿意露面，其实我啥也没做，没那个能力。《晚点》：币安对BNB的集中持有和BSC宣称的去中心化社区方向没有冲突吗？赵长鹏：这有两个部分。BNB是不是非常集中？是的。但这是我们通过服务赚来的手续费。我们最早发行BNB时，给团队留了40%，但因为币安很快就达到了盈利点，所以我们从来没花过也没卖过这部分币，并承诺之后把这部分全部销毁。这跟其他发币机制不太一样，大家可以考虑我们是不是过于中心化。第二，BSC完全去中心化后，价值才更大，整个BNB的市值会更高，吸引用户的网络效应也更大。所以从利益驱动上，我们想要去中心化，我们也在这么做。另外，如果有一个中心化组织持很多币，这不是坏事，我们不会伤害社区和砸盘，这需要巨大成本，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晚点》：有人会觉得以太坊是更理想的区块链项目状态，它比较分散，其创始人Vitalik也没有持有太多以太坊，这会是BSC想发展的方向吗？赵长鹏：我们的理解不是这样。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币里，每个人都有一点点比较公平。但如果只有小鱼进来，没有鲸鱼进来，那可能只有一个原因，大机构不看好。大概2017年时，Vitalik把一部分以太坊卖了3000万美元，这可能代表他特别公平，也可能代表那时他比较看重美元。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拿美元，愿意拿BNB？这代表我们有信心。《晚点》：外界认为BSC是对标以太坊的，你怎么看二者的竞争？赵长鹏：我不觉得BSC跟以太坊有竞争。现在用以太坊跟用BSC的人群不太一样。有些人更喜欢以太坊，因为Vitalik拿币比较少，更去中心化等等。但他们手续费比较贵，说实话是非常贵。转一笔账要收10美元，用一次复杂点的合约，要上百美元。除非你一次做百万级的交易，不然没法付手续费。而在东南亚、印度和非洲，还有很多金字塔底层的用户，他们人数很多，我们为他们提供一个更便宜的网络，可以使更多人使用和进入区块链。BSC起来后，以太坊的交易量并没有变少，但也不再增长，这是因为它碰到了技术瓶颈，网络最高承载量就是每秒15到20笔。我们慢慢变多，因为我们还没碰到上限。所以不存在竞争，只是他们不能服务的用户我们现在可以服务了。《晚点》：以太坊社区不能让技术再进化吗？赵长鹏：肯定可以，但这需要时间。他们跟BSC的定位不一样，它要能在几百万个账本上完全同步，同时每秒处理几百万单，这个技术门槛蛮高，几年内蛮难解决。最近我看Vitalik发推特比较少，他应该在闭关。我倒非常希望他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整个行业又会变大。《晚点》：BSC比以太坊快和便宜，是因为需要同步账本的节点少很多，是吗？赵长鹏：这是一方面，我们有21个节点。另外我们的节点也比较大，机器性能比较高，在架构上也做了一些改变。很多人说BSC没有创新，只是抄了以太坊，其实性能提升几十、几百倍就是一个创新。你说我抄了奔驰，但我车速比它快十倍，那是不是一个创新?5“去中心化是灰度的，不是黑白的”

对话以太坊联合创始人：2018年将拉开区块链时代序幕:在昨日举行的SXSW闭门会议中，以太坊联合创始人Joseph Lubin表示：“2018年将是区块链的应用落地年。今年是区块链大规模应用落地年，其中音乐、新闻、科学研究、自主ID等领域会是区块链应用发展的重点方向。“创大资本创始人、董事长许洪波教授也认为2018年会出现区块链领域的独角兽，包括中国在内也会出现很多优秀的区块链项目和区块链团队，创大将从基础层和应用层两个方面寻找到区块链独角兽的机会。[2018/3/11]

《晚点》：近期各国政府对加密货币有一些不同表态——有的政府对加密货币很开放；有的政府偏严厉；还有政府在把加密货币纳入现有监管体系，如近日有消息称美国货币监理署、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正考虑成立一个加密货币监管的“跨部门小组”。你觉得各国态度会如何影响全球区块链行业格局？赵长鹏：抱歉，我不会公开评论具体监管机构及他们的政策，但币安一定在积极与全球监管机构沟通。目前每个国家的条款都不太一样，这是好事，可以看到哪些条款更有利于发展，可以有多个参考物。《晚点》：从你们的接触情况看，各国共同关注的内容有哪些？政府有些什么常见想法和认知？赵长鹏：两三年前我们去沟通时，大家都问这个东西是不是恐怖分子用的。现在这么说会比较丢脸，好像没有常识。现在他们比较在意怎么防和犯罪。其实区块链上的数据是透明的，反而更好分析和跟踪。有些地方的监管反而在推这个东西，他们突然理解，区块链和加密货币不是让你更失控，而是让你控制得更细。《晚点》：政府的合规诉求会如何影响加密货币？自由度被认为是加密货币的一个主要新价值。赵长鹏：自由度和合规有一定关系，但并不冲突。我觉得合规还是很重要的。区块链、数字货币行业里有一帮人是极端自由主义的，他们希望不要政府，也不要警察，就一帮人自己生活。我不觉得人类可以文明到那个程度，在一个完全没有政府和警察的社会，每个人怎么自保，全部请私家保安？我们还是需要一些规矩，说白了，还是需要一些监管。但如果等人把规矩全部定出来之后再开始做这个行业，可能也不太对，因为规矩都是先做一段时间才摸索出来的。监管需要案例，在一个还没有的行业里告诉你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让这个行业去发展，这不可能。《晚点》：什么类型的政府对加密货币更积极，跟国家大小有关还是跟经济类型有关？赵长鹏：我个人感觉，前几年是小国，因为大国比较复杂。中美这种大国，如果规矩定得不够细，就有很多人钻空子。但行业初期，你又很难定得特别细。但比如百慕达，整个国家就七万人，跟上海一个小区差不多，他不需要规定，就一个案子一个案子看，他看得过来。而且小国不太需要保护自己的货币，他们不太在乎冲击，反而认为这个东西能帮他们在新领域，比如金融科技上领先。现在有点儿反过来了，几个大国在竞争。如果中国想让人民币变成全球基础货币，你发个央行数字货币，这个东西被接受，可能是非常有帮助的。《晚点》：你觉得各国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是真正的区块链应用吗？赵长鹏：这里就非常微妙了。目前多数央行发的第一版数字货币还是相对中心化的，它有一个发行方，这个发行方可以增发，可以控制整个网络，也可以拒绝一些交易。它的确用了区块链技术，但它的多数节点没有公开。你说它是区块链，也是，你说它不是，也不是。但我觉得不用那么纠结定义。去中心化本身也是灰度的，不是黑白的。比如你特别去中心化，但手续费特别贵，这就不那么易用，这里面有很细的权衡。最后还是看是不是足够安全、易用和自由。如果这几个高，就会被很多人用；如果低，除非硬逼人用，但逼人太难了。《晚点》：央行数字货币会对比特币等没有政府背书的数字货币产生什么影响？赵长鹏：目前来看这是两个体系，相互没什么影响。不过如果未来有相互兼容的机会的话，应该会催生神奇的反应。6“我不是杀球的那个人”

《晚点》：币安没有总部，员工全部在家办公，你们怎么保证运转？赵长鹏：我们现在3000人不到，分布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日常会以各种办公软件远程协作，比如GoogleDocs、GoogleMeet等。《晚点》：有人会要求用数字货币来发工资吗？赵长鹏：最近比较多。因为今年BNB涨得比较高。《晚点》：你们怎么交税？赵长鹏：每个人付自己该付的个人所得税，然后所有公司需要付公司注册地的税。如果你是一个社区，就不一定要付税，以太坊社区就没有付税的概念，但公司有。《晚点》：描述聊币安时，你用的是“公司”这个词，所以你们还是个公司？赵长鹏：我们内部基本上从来不用公司这个词，只是跟您聊时我用这个词，因为比较好理解。我们内部用的是“组织”。我们一般也不太用员工这个词，叫团队成员。公司的很多传统币安都没有。我们不需要总部和办公室，不需要在某一个地方注册。但是我们可以让一群人在一起做事情。我们之间有信任和奖励机制。《晚点》：据我们了解，币安在同时使用OKR和KPI，这是中心化公司最常用的管理手段。赵长鹏：有目标不代表是中心化。《晚点》：币安发展到现在，你的角色有什么变化？赵长鹏：现在很多事情我不会自己做了，自己做效率非常低。比如以前市场活动有时会问我审批，现在300万美元以下的市场花费我基本不用介入。现在我在币安最大的价值就是凝聚团队，把强的人吸住，把外部精英拉进来。所以我最近就是整天打电话，花很多时间聊天。《晚点》：你也花了不少时间在社交媒体上，你发Twitter挺频繁。赵长鹏：推特对我来说是跟社区互动的工具。我在推特上说话会帮我们做一些推广，它还会帮我了解社区的抱怨或情绪。其实我不太喜欢出头露面，但为了推广BNB、BSC，有时也会怼怼以太坊的人，故意搅合一下，这种小技巧也用。他们骂回来也不一定是坏事，两人对骂围着一圈人看，BSC比以太坊小的时候，这对我们有好处。《晚点》：你对做什么和怎么做的判断，似乎都是出于合理性和利益考虑，觉得有好处就会做。赵长鹏：我有几个责任：我带领一个团队，要把工作做好，把整件事做大。这都不一定是责任，这是我的使命，我现在活着就是为了做件事。虽然不是细分的每一个工作我都喜欢，但我特别喜欢这件事整体的使命感。基于这个考虑，我可以把自己抽象到一个程度，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心情非常平静，没有特别激动的时候，也没有特别悲哀的时候。《晚点》：这种平静的状态怎么形成的？赵长鹏：从比较小时候就是这样，我性格一直非常平稳，我也不知道怎么形成的。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大吼大叫过，包括某次币安被盗丢币时。《晚点》：在创立币安之前，你就换过很多地方，在江苏待到12岁，后和家人去了温哥华，在东京、纽约工作，在上海创业，这种长期迁徙的生活对你有什么影响？赵长鹏：我很喜欢很多不同文化混在一起，这对币安能够做得比较全球化有很大帮助。我最开始被比特币吸引也和这个有关。以前我从东京工作完去纽约时，发现把钱转过去很麻烦而且手续费很贵。比特币就没有这个问题，我很容易理解，自由度变高了，费用也降低了。《晚点》：在你待过的地方中，对你性格、想法影响比较大的是哪儿？赵长鹏：我最重要的青春期是在加拿大。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有各种民族、国籍的人。其实从大陆出去的那帮小孩一般还是跟大陆小孩一起玩，我比较例外，我当时一直在打排球，中学5年，有4年我是校队队长。校队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我有很好的白人朋友、韩国朋友、印度朋友和黑人朋友。我有些中国朋友会抱怨种族歧视，但我从来感觉不到。《晚点》：你以前在球场上是什么风格？好胜、犀利的，还是带着大家一起打？赵长鹏：其实排球队长是一个黏合剂的概念。他一般是二传，负责组织协调整个场上，并不一定是攻击力最强的人。我们团队有好几个个子比我高，长得比我壮，跳得比我高，杀球比较狠。我不是杀球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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