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货币:央行数字货币与反 你怎么看？

商务部在今年8月14日印发的《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中提到：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及中西部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而就在几天前，深圳罗湖数字人民币红包活动正式落幕，中国数字货币在深圳打响了“第一”，1000万元的红包雨最终由47573人成功领取。这也是数字人民币首次大规模向公众开放。

今年年初，日本央行、欧洲央行、英国央行等6国央行和国际清算银行成立了法定数字货币工作小组；其后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席卷的风暴，各国都加快了对数字货币的金融体系研究，到了三月，美联储与韩国、澳大利亚、巴西等九国央行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我国数字货币的研究本在全世界走在前列，这次却都被排除在外，这些弥散着“数字货币冷战”氛围的形势，都推动者我国法定数字货币逐步落地。

中国银行加入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金色财经报道，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研究项目发布用例手册于11月3日发布，中国银行在监管指导下参与货币桥项目，发挥境内外联动优势，中国银行总行与中银香港共同参与验证了基于货币桥的订单融资业务和跨境支付业务。货币桥项目由国际清算银行香港创新中心支持，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中央银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央银行及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共同发起，中国银行称，此次参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是中国银行探索数字货币时代跨境支付的重要尝试。[2021/11/4 21:25:00]

而本文想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步伐稍急的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对我国反监管会带来何种影响？

IMF高管：疫情期间未见“财政货币化”，央行数字货币是发展方向:IMF货币和资本市场部主任托比亚斯·阿德里安（Tobias Adrian）在接受专访时表示，新冠疫情是10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目前失业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飙升，经济崩溃的速度之快前所未见。其长期影响在于，这会使得经济留下“疤痕”，例如违约率、失业率可能会造成更加长期的冲击。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采取一切可以缓冲疫情冲击的措施。针对学界讨论的“财政货币化”，阿德里安认为，当央行购买的是生息资产，资产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因此严格意义上不能称为“货币融资”。只有央行直接对政府提供融资，并在购买后将其转化为不可赎回的非生息“政府资产应缴款项”，才是“财政货币化”，而在疫情期间并未出现这种情况。针对央行数字货币（CBDC），阿德里安称：“我认为数字货币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也是未来支付系统的发展方向和央行未来的运行模式。”（第一财经）[2020/5/14]

问题引入

声音 | 央行穆长春：央行数字货币即将推出 将采用双层运营体系: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在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上表示，央行数字货币即将推出，将采用双层运营体系，即上层是中国人民银行，第二层是商业机构。关于央行数字货币为何会选择“双层运营体系”，穆长春解释到：1. 央行数字货币必将是面对零售场景、面对公众，而比特币、Libra的性能并不能满足高并发，经过一段时间研究后，决定采用双层体系。2. 大国发行央行数字货币是复杂的系统工程。3. 商业银行等机构的IT基础设施应用和服务体系已经比较成熟，用户基础庞大，服务习惯已经养成；人才储备较为充分，IT专家众多；系统的处理能力较强，在金融科技应用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4. 通过双层运营的设计，可避免将风险过度集中在单一个体。5. 单层投放会引发“金融脱媒”。央行直接对公众投放数字货币，会对商业银行存款产生挤出效应，影响商业银行的贷款投放能力；极端情况下，还会颠覆现有金融体系，出现央行包打天下的“大一统”局面。6. 双层不会改变流通中货币的债权债务关系，不会改变现有货币投放体系和二元账户结构；不会影响现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7. 央行不会预设技术路线，任何一个先进技术都可能用于央行数字货币研发；电子支付与央行数字货币界限模糊；可以充分调动市场力量，通过竞争实现系统优化。（链得得）[2019/8/10]

我们都知道，官方对我国私人数字货币的认定一般是：认为其易滋生资本外逃、贪污腐败、地下经济等问题；价格波动大，难以行使价值尺度职能；由于其具有隐蔽性、匿名性，在作为有限支付工具或投资标的时，很容易引发犯罪。由2013年我国央行等五部委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以及2017年相关部门再次联合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可见一斑。

动态 | 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下属研究机构大规模招聘:5月20日，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下属深圳金融科技研究院发布了包括密码算法工程师在内的20个岗位的招聘计划。据悉，深圳金融科技研究院是经央行批准的，由数字货币研究所在深圳设立的研究机构和企业化运营主体。2016 年 9 月，经中央编办批准，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了直属事业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该所根据国家战略部署和中国人民银行整体工作安排，承担数字货币和金融科技的研究开发、标准规划等职能。[2019/5/21]

而与此同时，在我国央行推行数字货币的宣发中，却认为这样一种数字货币有利于满足反、反恐怖等的监管需求。究竟为何产生这样完全相反的结果，进行如下解读。

两者显性不同之处

发行方式不同

央行数字货币遵循“央行——商业银行”二元框架，实际上和纸币的发行、使用方式是一致的。选择两元体系，不仅考虑到避免DC/EP信用水平高于银行存款，导致金融脱媒的问题，还是大额吞吐带来的必然要求。而这有别于比特币、以太坊的去中心化特点，实际上是中心化的管理模式。

在此基础上，DC/EP数字钱包的设计可以进行分级和限制额度的安排。比如级别较低的钱包可能用于日常小额支付需求；而经过身份认证、电子货币资产核实的账户，就可以获得更高的额度与权限。

使用方式不同

具体来说，数字货币使用“一币、两库、三中心”的架构是一种不依托特定的交易介质和支付渠道的方式。“一币”是指央行担保发行的DC/EPtoken，“两库”是指央行的发行库和商业银行的银行库，“三中心”则是指登记中心、认证中心和大数据分析中心。

针对作为DC/EP发行、流通技术保障的“三中心”，登记中心负责记录发行、转移和回笼全过程的登记；认证中心负责对DC/EP用户身份进行集中管理，这是为了保证交易的匿名性；而大数据分析中心通过对支付行为的大数据分析，实际上就是为了满足对反、反恐怖融资等的监管需求。

这也是在交易匿名与反等监管中的一个权衡。通过大数据进行反、反逃税、反恐怖融资，虽然普通交易匿名，但用大数据可以识别出一些行为特征，从而锁定真实身份。具体的例子如电信，识别特点往往是大量分散的钱集中到一个账户里面，突然又迅速地分散开，消失在众多账户中。大数据识别、锁定后之后就可以追根溯源，找出犯罪分子。

可追溯的技术优势

飒姐在之前的文章中分析过相关案例，原告通过固定可信时间戳而固定了电子证据，进而证实了证据的真实性。实际上，在当下互联网兴盛的当下，电子证据的采集使用，也越来越受到法院的重视。

而自带时间戳的技术优势是数字货币体系的一个必然。每一分钱都自带从出生时起的详细交易信息，包括交易时间和交易对手方等，无论如何混同，都可以顺藤摸瓜、追根溯源。因此，随着数字货币普及率升高，罪的发案率必然会下降。

写在最后

以Libra为代表的数字货币旨在创建一个全球稳定币。其以银行存款与短期国债为抵押资产，同时采用区块链作为底层技术。一方面，这种全球稳定币在降低货币发行成本、降低跨境支付成本方面有巨大优势，另一方面也会对国际金融体系产生较大的冲击。

因此，2019年Facebook联合全球26家企业发布Libra白皮书，直接挑战各国央行货币主权，受到了欧美各国央行的抵制；而在2020年4月发布的白皮书2.0中锚定单一法币后，就一下子铺开了，也进而使美元的霸权地位更加强势。

面对这种世界金融体系的重大挑战，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在全球范围内推出已经势在必行，积极运用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发挥建设社会的作用，才能站在这个时代的舞台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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