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货币:解读中国研发央行数字货币这五年

中国人民银行大楼外景“在脸书发行天秤币的时候，我们的数字金融研究平台也成立了。我想这可能不是一个巧合……”5年多以来，几个重要的阶段勾勒出中国深入推进央行数字货币研究的脉络。目前，央行经过国务院正式批准，正在组织市场机构进行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

文／《环球》杂志记者吴美娜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近年来已成为全球持续关注的焦点，很多国家已明确提出了研发本国数字货币的设想。有观点认为，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将成为全球金融体系自放弃金本位以来最大的变革。

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近日表示，全球中央银行可能不得不早于预期发行自己的数字货币，BIS也支持世界各国央行努力创建数字版本的国家货币。据BIS于2019年1月发布的《谨慎行事——央行数字货币调查》报告，参与调查的央行中有70%正在参与或将要参与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工作或研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分论坛上曾表示，“目前全球对数字货币的研究中，中国是走在前列的。”

分析 | 币安中签解读：最新中签率显示持仓逐步分散 机构投资者或有一定撤离:据TokenGazer观察BNB最新的中签信息，TokenGazer猜测机构投资者可能已经有一定程度撤离。

本次elrond中签率仅为11.07%，大幅度低于one的30%和matic的58%；

总签数10833，共计锁定978.5万BNB，约占BNB总体供应的10%，远远高于之前锁定2%左右的量，说明BNB的持仓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分散。

而币安自6月中宣布在9月隔离美国用户后出现较大幅度的跌幅，时间点上和本次Launchpad抽签时间段重合，可能说明机构投资者对监管有所顾虑已经出现一定程度撤离。[2019/7/2]

研发，深入推进中

自2014年起，中国央行就在时任行长周小川的倡导下，开始了对数字货币和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目前，央行经过国务院正式批准，正在组织市场机构进行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兼货币金银局局长王信在2019年7月8日举办的数字金融开放研究计划启动仪式上说，“在脸书发行天秤币的时候，我们的数字金融研究平台也成立了。我想这可能不是一个巧合，至少说明了国内外对数字金融、金融科技等方面高度重视，而且从学术研究、实际应用等方面都提出了非常迫切的课题。”

声音 |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解读：探索司法区块链等互联网模式:据新华网消息，12日，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副主任陈志远接受专访，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网民高度关注的热点内容。陈志远介绍，杭州互联网法院通过全流程在线审理平台，实现案件全流程在线办理，让当事人打官司“一次都不用跑”；采用司法区块链等技术，让存证取证更方便，让电子证据更可靠。[2019/3/12]

王信当日5500多字的演讲成为舆论焦点，并登上新浪微博热搜榜，这与当下人们对数字货币，尤其是央行数字货币的关注热情形成呼应。

5年多以来，几个重要的阶段勾勒出中国深入推进央行数字货币研究的脉络。

公开资料显示，2014年年初，中国央行成立了法定数字货币专门研究小组，以论证央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可行性。

2016年1月20日，央行首次提出了对外公开发行数字货币的目标；同年6月15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成立区块链研究工作组。

2017年1月29日，央行正式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在成功开发法定数字货币原型后，该所在南京、深圳等多地布局，通过与研发机构和产业结合，以实现金融科技研究成果开发的落地。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工作目前由央行货币金银局管理。

以太坊安全主管解读硬分叉Constantinople：重建区块哈希值:据Ethnews的报道，今日，以太坊安全主管Martin Swende发布了一系列文章，介绍即将到来的以太坊硬分叉Constantinople正在讨论中的一些特点。文章讨论了V神提出的EIP210提案，Swende解释道，提案将分成三个阶段重建区块哈希值，允许新的区块直接与旧区块不按顺序地连接，增加区块间的连接性。EIP210将按照EDCC或智能合约的方式算入哈希值，“将会强化轻客户端要求”，这个区块哈希值升级将使以太坊用户免于查看历史区块哈希值。[2018/5/1]

2019年2月21日，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在央行2019年全国货币金银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深入推进央行数字货币研发。

5月底，在贵阳举办的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开发的PBCTFP贸易融资的区块链平台亮相，其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贸易金融，并已落地。截至博览会举办时，在PBCTFP平台上已经搭建了4个区块链应用，有26家银行参与，实现了1.7万笔业务，超过40亿元的业务额。

尹振涛解读数字货币政策：对数字货币的监管还可以更严厉: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认为：对数字货币的定位不明确，各国对数字货币的监管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各国的监管差异体现了背后的经济博弈；从效果上看，当前国内监管做的还不够，在某些领域，我们还可以更严一点；禁止ICO不应是阻碍区块链发展的借口；数字货币交易被禁止，风险仍留在国内；未来各国的监管会渐趋一致。[2018/3/22]

有分析指出，PBCTFP是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在区块链落地应用上的尝试，它的成功运转能够为行业的数字货币基于区块链的使用提供经验，这一点显示出了中国发展数字货币的谨慎。

发行，具有自身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央行主管的《中国金融》杂志曾于2016年推出主题为“央行数字货币研究与探讨”的封面策划，17篇文章分别对数字货币的发展方向、原型构想、技术路径选择、法律依据以及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等关键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其中，署名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巡视员兼票据交易平台筹备组组长徐忠等三人的文章《央行数字货币理论探讨》指出，“数字货币作为法定货币必须由央行来发行，其发行、流通和交易都应当遵循传统货币与数字货币一体化的思路，实施同样原则的管理，尤其要服从于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需要。在中央银行发行数字货币的实际操作中，不仅仅是运用区块链技术，还可以借鉴吸收近年来涌现出的大数据分析体系、账户体系、云计算以及安全认证等领域的创新技术。此外，是采取中央银行完全中心化发行，还是采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半中心化发行方式，也值得探讨。”

赵长鹏解读钓鱼网站运作方式:币安创始人赵长鹏再发推文，剖析了钓鱼网站运作方式，他首先配图指出钓鱼网站的域名中两个字母下方比正确地址多了两个点。他还表示，用户在钓鱼网站登录后跳转到真的币安。此外一旦登录后，用户就不能再进入钓鱼网站，而是自动跳转到币安（即使登出账号后）。[2018/3/8]

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则在其文章中指出，从现有的一些类数字货币看，其背后都运行着去中心化机制，主要通过分布式记账方法建立信任体系。但这些类数字货币依然存在着与历史上私人货币一样的根本性缺陷：价值不稳，公信力不强，可接受范围有限，容易产生较大负外部性。因此，由中央银行推动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势在必行。央行数字货币以国家信用为保证，可以最大范围实现线上与线下同步应用，最大限度提升交易便利性和安全性。

而署名为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项目组的文章则指出，中国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具备明显的优势。一是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后发优势，历史包袱小，数字化程度高；二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电子商务经济最活跃的经济体，终端用户使用数字货币的潜在需求旺盛，应用场景丰富。因此，中国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体系的建立，对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货币政策实施、金融稳定性维护、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乃至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中国启动法定数字货币研究最重要的动力源泉和基础支撑。

挑战与未来

作为新生事物，数字货币的发展，同样面临风险和挑战。比如，在民众普遍关心的数字货币安全性和隐私保护问题上，中国央行也表现出特别的重视和谨慎态度。

2018年3月，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指出，研究数字货币不是说让货币去实现某种技术方案的应用，而是说本质上是要追求零售支付系统的方便性、快捷性和低成本，同时也必须考虑安全性和保护隐私。

在2019年7月8日的数字金融开放研究计划启动仪式上，王信表示，央行货币的数字化有助于优化央行货币支付功能，提高央行货币地位和货币政策有效性。央行数字货币可以成为一种计息资产，满足持有者对安全资产的储备需求，也可成为银行存款利率的下限。此外，央行数字货币利率可成为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央行可通过调整央行数字货币利率影响银行贷款利率，有助于打破零利率下限。

从比特币诞生起直到现在，监管一直被视为数字货币领域的一大难题。王信指出，金融脱媒的风险加大带来监管套利的风险。很多从事数字金融的机构并没有完全置于金融监管下，不同监管部门及不同国家的相关监管也不同，这些都会造成监管套利，或者带来监管空白，可能导致风险产生和扩散。

至于如何避免这类风险，范一飞曾在2018年发文指出，“大国发行央行数字货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和人口受教育程度差异较大，在设计和投放、流通央行数字货币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系统、制度设计所面临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可考虑采用双层投放，来应对上述困难。”

据介绍，央行数字货币采用双层投放体系，是在遵循传统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模式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无论是二元模式，还是双层投放体系的提法，范一飞副行长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须选择对现有货币体系、业务架构以及基础设施冲击最小的方式。”时任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在去年的一篇署名文章中写道。

另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周小川近日表示，中国可能会用一种新的方式发行央行数字货币。这种方法可以让央行数字货币尽可能地规避波动风险。

数字金融领域的国际协调和合作，同样值得关注。王信指出，“在这方面，我们的业界和学界已经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比如说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层次的对话等等。事实上，现在在BIS、IMF等国际金融政策平台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讨论。在这些平台上，我们特别需要尽快地发出中国的声音。中国的声音不一定完全代表政府的声音，也应该有很多重要的市场的声音、民间的声音。这样才能在国际相关政策讨论、规则标准制定，乃至真正的产品和服务的竞争方面，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利益，推动我们数字金融的发展。最终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

来源：2019年7月24日出版的《环球》杂志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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