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位币:隋唐五代的货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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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是铜钱与谷帛交叉为用的时代。这仍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的传统。铸币铜钱为本位币，自西汉以来久已通行，汉代的五铢钱尤为社会普遍使用，成为全国统一的货币，黄金只是作为高价值的金属货币之一，在统治阶级间使用，民间普遍用铜钱。但是历史发展并不是直线的，有时又倒退到实物货币阶段，而谷帛在实物货币中成为最通行的交换媒介和流通手段。

因为谷帛有广泛实用价值，人人能接受。作为流通手段和交换媒介的货币，一个主要条件，在于有“普遍接受性”，谷帛是生活必需品，有实际使用价值，就具备了这一条件。虽然谷帛本身作为货币有很大缺点，如品种不齐，价值不一，本身笨重，不便作为交换工具；而且布帛段匹尺寸有长短，质量不能划一，如分裂裁截就不可为衣，失去价值，不能成为标准价值尺度。然而谷帛还是作为货币，长期未曾退出历史舞台。

为什么谷帛长期占据流通领域，作为交换媒介和价值尺度，作为流通工具的货币使用，而未被铜钱所驱逐所代替呢？这是因为很多朝代所铸铜钱，不合标准，常常减重，质量很差，或因铜材缺乏不能满足铸币需要，市上铜钱缺乏，或盗铸蜂起，铜钱减重，掺杂变质，根本不能成为标准货币；或者铜钱“滥恶”，引起通货膨胀，物价混乱。每当铜钱出现上述情况时，谷帛总会出现，充当货币职能，代替铜钱使用。

当然代替铜钱使用的不是“唯一”限于谷帛一种，例如铁钱，或其他当地便于接受的东西，如盐、牲畜等均可作交换媒介。如“自巴以外，以盐帛为交易；黔巫溪峡，大抵用水银，殊砂、缯彩巾帽以相市”。这里只言谷帛是指主要的大量的现象与事实而言。历史上经常出现此类现象，如董卓铸小钱，引起物价混乱，民间就用粟帛交易。三国时曹丕想恢复汉代五铢钱，但力量不足，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只好听百姓用粟帛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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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混乱时期，钱货无所周流，民间出现物物交换，其中用谷帛充当交换媒介为最多。在政权稳定时期如北魏及南朝，经丧乱之余，虽然恢复铸钱，然名目混乱，轻重新旧杂行，未能做到统一，合乎标准的铜钱根本缺乏，物价混乱，民间仍用布帛代替铜钱使用。总之，每当货币不健全时，谷帛或绢帛就成为货币的补充，在社会上出现。

隋代只有38年历史，货币状况在父子两个皇帝时，就出现两种不同情形。隋文帝杨坚节俭，通货出现紧缩现象，他在平陈以后“以天下钱轻重不等，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这种五铢新钱，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新钱铸成后，就诏令通知四面诸关，各付百钱为样，所有钱皆依样方得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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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样者，即收毁熔为铜，入官府改铸。又在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样为准。不中样者，不入于市”。于是隋代做到以五铢钱为本位币的货币统一“数年之间，私铸颇息”。隋炀帝杨广挥霍，货币出现膨胀现象。“大业十三年秋七月，东都大饥，私钱滥恶，大半杂以锡环，其细如线。半斛值钱八九万”。

其时“王纲弛紊，巨奸大猾，遂多私铸，钱转滥恶。每千钱初犹重二斤，后渐轻至一斤”，只及开皇时四分之一。甚至“或剪铁馍，裁皮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货贱物贵，以至于亡”。

唐代在290年时间中，货币的历史可分前后两阶段，前期是建立以铜钱“开元通宝”本位币统一的时期，但实际尚未达到巩固，亦未达到完全统一。在铜钱为本位币之外，尚存在绢帛。唐政府前期在财政收支及官府出纳、计账中，多用绢帛为计算单位，如全国的租、庸、调，租收的是谷米，调与庸收的是绢帛。

到后一阶段，德宗时实行两税法，才改以铜钱为单位，征收铜钱。唐前期朝廷赏赐官吏，以及官吏正常俸禄，多用绢帛，少数用钱和禄米。内库、左藏库付给度支，发给军用，大都是绢帛，或缯绢，少数才是铜钱。唐律规定及司法公案中关于计赃、罚款、枉法论处等，皆用绢匹计算。民间交纳户调，庸资，皆是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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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江淮财物，除大量米谷粮食外，多数是轻赍或轻货，所谓轻货，多半是绢布，其中以绢为主。民间市场交易，亦大致用绢布为交换媒介。可以说，在两税法实行前唐代前一阶段的货币制度，是铜钱与绢帛并行时代，开元钱虽为主币，但未确立成为唯一的排斥其他的本位币地位。黄金与白银，只有少量在皇室、贵族间行使，多半作为奢侈品，珍宝器物，作为贮藏手段，未成为交换手段和流通工具。但在五岭以南，因钱币缺乏，以金银为货币。

在唐代后期，金属货币铜钱使用及流通范围逐渐扩大，商品货币关系有所发展，金、银逐渐成为贵金属货币，银已铸成银锭行使，黄金使用见于记载。《新唐书·食货志》云：“穆宗即位，京师鬻金银十两亦垫一两。”唐赵磷《因话录》卷三记，范阳卢仲元于文宗开成时，“持金鬻于扬州，时遇金贵，两八千。复市南货入洛。”

日僧圆仁《人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记开成三年十月十四日“砂金大二两，于市头令交易，市头称定一大两七钱；七钱准当大二分半，价九贯四百文”。关于银锭，1987年7月，继在西安法门寺明塔的地宫中，出土释迦牟尼佛指舍利和唐代珍贵文物外，又在地宫西面100米处，发现三块唐晚期银铤。银铤长方形，底平，四角上翘，侧视呈船形，灰色带银光，每个重达两公斤余，纯质达99.5%。

法门寺为皇家寺院，在盛时屋宇庄严，占地数百亩。所藏银锭或为皇家之物。唐代后期虽然金属货币比前期发展，但币制本身并不稳定，开元钱实行后，不久为其他铸币所代替，新钱旧钱交错使用，兑换率不等，标准不一，失去货币作为价值计算唯一标准的作用。而一般通病，在货币减重，铜质减少，铅锡砂等杂质增加，钱趋滥恶，失却货币自身标准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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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为铜料缺乏，货币铸造不善，通货缺少，民间交易兼用布帛匹段。迄至唐末五代，铜钱布帛兼用。僻野乡村，且随地交易，用盐、用丝、用麻或鸡鸭为交换媒介，落后的物物交换现象，仍旧存在。如山南道山谷贫人不用现钱，布帛亦少，交易随土随时，不拘一物，琐细丛杂，皆因其便，即是一例。

就铜钱的变化历史来看，唐钱最好的是开元钱，可说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标准的钱是唐开元钱，此钱轻重大小最为适中，民间乐用，上承汉五铢钱，下迄宋钱至清康熙乾隆钱，先后一脉相承，成为历代标准钱。开元钱的铸造，开始于武德四年，《旧唐书·食货志》上说：

“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铢钱。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仍置钱监于洛、并，幽、益等州。秦王、齐王，各赐三炉铸钱，右仆射裴寂，赐炉。敢有盗铸者身死，家口配没。”又云：“初，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

开元钱不是唐玄宗年号钱，而是唐代标准钱，上下左右，或自上及左循环读之，谓之“开元通宝”或“开通元宝”均可。开元钱行用至高宗时，因盗铸渐起，恶钱增多，显庆五年九月，敕令官私收取恶钱，以五恶钱换一好钱，民间以恶钱收价过低，私藏不换，希望官禁松弛时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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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恶钱仍在使用，官府以恶钱二比好钱一，比值收买，但仍未禁止恶钱流行。乾封新钱只作贮纳之用，不再增铸。此时虽然恢复再铸开元钱，但私铸仍未停止，荆、潭、宜、衡诸州私铸尤多，私铸者往往逃避于江湖船筏中，禁不能止。至武则天长安中又令悬钱样于市，令百姓依样用钱。但是审核鉴别困难，导致交易停滞。

于是又降敕令，凡非滥恶钱如铁锡、铜荡、穿穴者，都许行用。于是盗铸蜂起，滥恶更多。江准间盗铸者往往在陂湖、巨海、深山之中，人迹罕到之地偷铸，州县不能禁止。神龙、先天之际，两京用钱尤滥恶，其时湖南郴、衡两州私铸小钱，仅有轮廓，多为铁锡参用五铢等钱，在民间使用。又有买锡销熔，用钱模夹铸，顷刻间便得千百劣币，携往市场行使。货币制度又混乱。

开元五年宋璟为相，奏称禁断一切恶钱，行二铢四累钱，其不堪行用者，皆令销毁复铸。其时江淮间钱尤滥恶，种类甚多，有官炉、偏炉、棱钱、时钱等数种，宋璟乃遣监察御史萧隐之充江淮使，按户督责。百姓多以上青钱充恶钱呈纳，其更小恶之钱私自沉之于江湖，以免获罪。此番查禁，引起市井混乱，物价飞涨，传闻至京师，萧隐之贬官，宋璟亦因之罢相。张嘉贞继任为相，下令弛禁，乃趋安定。

开元二十年因开元钱少，而滥恶钱又不能禁，乃下诏，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市肆必须现钱，深非道理。自今以后，钱货兼用，违者准法罪之。开元二十二年中书侍郎张九龄执政，奏请不禁铸钱，玄宗令百官详议，裴耀卿、李林甫、萧灵皆反对，主张国君应垄断铸币权，张九龄之议未行，只令州县严禁恶钱。

并令庄宅、马买卖，先用绢布绫罗丝绵，其余价在千文以上，钱物兼用。天宝初年，农业丰收，经济状况甚好，两京用钱稍好，米粟价贱。但不久钱又滥恶，允许好坏钱并用，于是市上好钱渐被收藏，商人投机者将恶钱运往江淮之南，以一钱换得当地私铸恶钱五文，入京假托官钱，私自行用，因之京城所用钱日益碎恶，出现鹅眼、铁锡、古文、线环等类恶钱，每贯不过三四斤。

安禄山乱后，唐政府财政支绌，肃宗乾元元年采第五琦之议，改铸“乾元重宝”当十钱，与开元钱并行。二年三月，第五琦为相，又铸“重轮乾元”钱，一当五十，每缗12斤。于是新钱重轮与乾元，开元钱三品并行，成为复本位制。因为新钱、乾元钱比价太高，谷价腾贵，米斗至七千文，旧开元钱抬价以一当十，乾元钱减价以一当三十。

因为钱价不定，民间呼“抬价钱”为虚钱。长安城中盗铸甚多，寺观中铜像、铜钟，多毁坏为钱。上元元年，钱币折价又有变动，重棱当五十钱减作当三十文行用，旧开元钱一当十文行用，乾元当十钱依前行用。宝应元年四月改行乾元钱，以一当二。乾元重棱小钱亦以一当二。重棱大钱以一当三。不久又改行乾元大小钱，均以一当一。铜钱减重，比价一再降低。此后因铜料欠缺，铸钱有限，京城长安市上出现“钱每贯头除二十文”，即“陌内欠钱”二十文的“欠陌钱”。

宪宗元和四年诏令：“五岭以北，所有银坑，依前，任百姓开采。禁现钱出岭”。元和六年因现钱缺乏，制令：“公私交易，十贯钱以上，即须兼用匹段”。“茶商等公私‘便换'现钱，并须禁断。”这里有两项反映当时货币制度重要的决定：一是允许民间各种流通工具的合法流通，且规定钱十贯以上即须兼用绢帛，因为钱不足，退返到仍用绢帛为交换工具的境地。二是“便换”不准兑换现钱，以免增加钱荒。

元和七年七月，户部王绍、度支卢坦、盐铁使王播等奏：京都时用，多重现钱。近来又不许商人便换，因此家有滞藏，而物价转高，钱多不出。因此伏请准许商人在三司任便换现钱，以便流通。元和十五年八月，准中书、门下两省奏请向民间收市铜物，令州郡铸钱。各州府有铜、铅处，可以开炉铸钱者，设监冶铸。但效果甚少。到穆宗长庆时铜钱仍严重缺乏，民间交易用钱，除陌数额不一，市上一般欠陌二十，以八百充一贯。朝廷规定，“以九百二十文成贯”，仍“每贯一律除垫八十”，承认了既成事实。

唐代缺铜铸钱，钱币供应不足，钱重物轻，盗铸不止，一直延续到武宗时期。武宗即位，会昌元年至会昌五年，废浮图法，毁天下佛寺4600所，招提、兰若4万处，没籍僧尼为民者265000人，奴婢15万人，田数千百顷，大秦穆护、袄2000余人。所毁铜像、铜钟器皿等，用为铸钱，铸“开元通宝”钱，通称“会昌开元”，背面铸有地名，或铸有“昌”字。

这是唐代最后一批比较合乎标准的钱币。会昌末年，置备边库，收度支、户部、盐铁钱物，属宰相掌管。宣宗大中时改名延资库，户部岁送钱帛20万，度支、盐铁送30万，诸道进奉、助军钱，亦送延资库。自内库至民间计账，钱与帛并用。终唐之世，货币可称多变，复本位制，钱、帛并用，始终存在。

唐代铜钱，官造标准钱见于正史者，止见上列数种。但民间赝品甚多，杂钱亦不少，难以尽述。此外，史思明在据有洛阳时，铸过“得壹元宝”及“顺天元宝”两种钱，径约21公分，均当开元钱百文。五代十国时亦铸有货币，后梁开平年间铸有“开平元宝”大钱，后唐天成年间铸有“天成元宝”，后晋有“天福元宝”，后汉有“汉元通宝”，后周有“周元通宝”钱。

后周的货币也和唐会昌钱一样，是毁了佛寺庙宇铜像后所铸。十国中，湖南的楚马殷，铸有“天策府宝”铜钱和铁钱。南汉刘龚，铸有“乾亨重宝”和“乾亨通宝”，还有“乾亨重宝”铅钱。闽王审知铸有“开元通宝”大钱和大铁钱，其后代王延政铸有“天德通宝”大铁钱，以一当百。前蜀王建铸有“水平元宝”、“通正元宝”等钱。后蜀孟昶铸有“广政通宝”铜、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