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币:你有没有想过，中国为何一直叫“中国”？

“中国”一名，于三千年间沿用不辍，含义多有流变：从先秦的“中央区域”“城中”“邦国”“都城”之义，汉唐的“中土”“中原”之称，再到近代演为与世界诸邦并列的民族国家之名，不仅词形“中国”传承不辍，“居中”词义也一以贯之。

“中国”词义的演绎，昭显了中国人国家观念以至世界观念形成的历史——从“天下中心”观走向“全球一员”观，这正是国人现代意识觉醒的标志。

新的一年，让我们重新了解“中国”！

文|冯天瑜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聂长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编辑|谢芳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原标题为《中国》，原文有删减，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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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得名

“中国”一词较早出现于周初。1963年于陕西省宝鸡县贾村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尊内底铸铭文122字，记述周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成周，铭文转述武王廷告辞云：

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

，由此统治民众。）

2022年1月26日，“何以中国”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行，观众欣赏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文物“何尊”。图｜中新社

这是迄今所见首出之专词“中国”，意谓“天下之中央”。此“大邑商”指商朝，因居中原，又称“中商国”，简称“中国”，甲骨文学者胡厚宣说：“商而称中商者，当即后中国称谓的起源。”

故周武王称自居“中国”，是对商代即“中国”的承袭。较早的传世文献《尚书·周书·梓材》亦有“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的用例，《诗经》《左传》《孟子》等先秦典籍也多用“中国”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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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学者统计，载“中国”一词的先秦典籍25种，共出现178次——作“京师”义的9次，“国境内”义的17次，“诸夏领域”义的145次，“中等之国”义的6次。

“中国”初义是“中央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京师，与“四方”对称，如《诗经·民劳》云：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毛传释曰：“中国，京师也。”《民劳》篇四次出现“惠此中国”，其“中国”皆指京师。战国时孟子追述，舜深得民心、天意，“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

这些用例的“中国”，均指居天下之中的都城，即京师，裴骃《史记集解》引东汉刘熙之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上例为本义京师的“中国”，以后又有多种引申：初指西周京畿地带，继演为诸夏列邦，即黄河中下游这一文明早慧、国家早成的中原地带。如《春秋公羊传》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这里的“中国”即指中原一带，西周时主要包括宋、卫、晋、齐等中原诸侯国，此义的“中国”后来在地域上不断拓展，包括长城内外，北至漠河，南至五岭、海南岛，西及葱岭，东临沧海的广大区间。

此外，中国还派生诸义，如指国境之内；中等之国；中央之国；等等。

以上多种含义之“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与“四夷”对称的诸夏义的“中国”。

如《诗经·小雅·六月序》云：

《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

南朝宋刘义庆在《世说新语·言语》云：

江左地促，不如中国。

诸例“中国”，皆指四夷万邦环绕的中原核心地带，即中央之邦。其近义词有“中土”“中原”“中州”“中华”“中夏”“诸夏”“神州”“九州”“海内”等。近代通用之“中国”，指以华夏文明为源泉、中华文化为基础，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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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演绎之疆域

1.疆域变迁

“中国”是一个历史概念，其所指范域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异动。

中华先民心目中的世界，形态为“天圆地方”，古人把“中国”安置在这个“天圆地方”的世界之中央。以周代论，“中国”是以王城为核心，以五服或九服为外缘的方形领域，作“回”字状向外逐层延展，中心明确而边缘模糊。

在西周及春秋早期，“中国”约含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包括周王朝、晋、郑、齐、鲁、宋、卫等地，秦、楚、吴、越等尚不在其内，至春秋中后期以至战国，这些原称“蛮夷”的边裔诸侯强大起来，便要“问鼎中原”，试图主宰“中国”事务。至战国晚期，七国都纳入“中国”范围，《荀子》《战国策》诸书所论“中国”，已包含秦、楚、吴、越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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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台段长城。图｜图虫创意

秦一统天下后，“中国”范围更扩展至长城内外、临洮以东的广大区间。班固说：“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

汉唐以降，“中国”的涵盖范围在空间上又有所伸缩，诸正史多有描述，略言之，秦汉以下的大一统王朝，“中国”包括东南至于海、西北达于流沙的朝廷管辖的广阔区间。清乾隆二十四年大体奠定中国疆域范围：北起萨彦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帕米尔高原，东极库页岛，约1380万平方千米。

19世纪中叶以后，帝国列强攫取中国大片领土，中国人民的英勇捍卫，使领土上避免更大损失。今中国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千米，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

2.“王者无外”

自先秦，已形成“天下一家”观念，认为天子是诸侯共主，诸侯国土地皆归天子所属，这便是“中国”疆域的“王者无外”观。此语初出《公羊传》：“天王出居于郑。王者无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

秦汉大一统，“中国”疆域“王者无外”说更为张大。东汉班固《东都赋》云：“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晋葛洪《抱扑子·逸民》：“王者无外，天下为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把“日月所照，雨露所及”之处皆纳入中国之境。唐宋普遍承此认知，杜甫诗云“王者无外见今朝”；宋人田锡云：“日南万里，设都护以怀柔；漠北五原，化单于之犷骜。有以见王者无外，书轨大同。”

以文化一统，导致天下一统，是古华夏的一种流行观念，认为凡有“向礼”之心，夷狄即归向“中国”，这是“王者无外”疆域观的一种思路；同时，华夏人又把文化普被四夷，达成天子“四海为家”，是“王者无外”疆域观的又一种思路。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正调查Visa和万事达卡的网络安全代币:10月18日消息，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正在调查Visa和万事达卡公司，在过去几年里，FTC一直在调查Visa和万事达卡是否阻止商家通过其他借记卡网络进行支付，近几个月来，FTC将关注重点扩大到网络安全代币，调查Visa和万事达卡是否一直在限制他们发送的信息，从而限制在线支付通过不同的网络进行，目前还无法确定此次调查是新的调查还是之前调查的一部分。

据悉，近年来Visa和万事达卡推动了广泛的代币化，并指出这些代币有助于保护卡免受欺诈，根据商家的说法，这种所谓的做法增加了发卡银行在由其他网络处理交易时拒绝交易的机会。（华尔街日报）[2022/10/18 17:30:06]

这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观的铺演。这种虽宏大却模糊的中国观，影响久远，又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修正，逐步规范进较具体真切的“中国”框架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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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演绎之文化

1.地理中心-中心-文化中心

“中国”原指黄河中游这一华夏族的活动区域，时人认为地处天下之中，故“中国”具有地理中心意味；因都城建此，又衍出中心义；由于文化发达，进而派生文化中心义。

黄河中下游平原。图｜图虫创意

战国赵公子成驳斥赵武灵王仿行“胡服骑射”时，如此论“中国”：

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

公子成在赵王室围绕“中国”“蛮夷”关系的辩论中，阐发了“中国”的文化中心内蕴。此后两千余年间，人们多在这一含义上论“中国”。

自先秦以至汉唐以迄明清，这种华夏中心的世界观念和华夷二元对立的国际观念，一直延传下来，并得到强化，“四夷宾服，万国来朝”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期待。直至近代遭遇工业化西方入侵，朝野还迟迟未能摆脱此种自我中心主义。

CZ回应中心化质疑：安全、易用和自由比是否去中心化更重要:10月8日消息，对于昨日因 BNB Chain 遭遇攻击而引发社区关于 BNB Chain 并非去中心化的质疑，Binance创始人CZ在社交媒体再次发布其2019年所写文章《CZ：中心化vs去中心化》表示，比集中化或去中心化更重要的是：安全、易用和自由。

CZ 表示，一些铁杆加密人认为去中心化本身就是最终目标，而我认为去中心化是增加我们的自由和安全（至少是自我控制）的一种手段，同时（希望）不会牺牲易用性。许多人认为去中心化是绝对的，你要么是去中心化的，要么不是。而我认为，在现实中，存在着从中心化到去中心化的梯度尺度。[2022/10/8 12:49:44]

晚清记名海关道志刚1868年出访欧洲，外人问及“中国”的含义，志刚答曰：

中国者，非形势居处之谓也。我中国自伏羲画卦已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所传，以至于今四千年，皆中道也。

此言淡化“中国”的地理中心义，强化其文化中心义，将“中国”释为“中道”，凡不符合中道者即非中国，志刚云：“英吉利富强已极，颇有持盈之虑”，“法郎西夸诈相尚，政以贿成”，皆不合中道，故不为中国所尊敬。

2.文明中心多元论、文明中心转移论

在“中国者，天下之中”观念笼罩的时代，也有人以理性态度为自国作世界定位。

自周秦之际，华夏文明向东、西、南、北方向拓展，出现新的文明兴盛区，固有的文明区有的退化，这使清醒的先贤意识到“中国”并非凝固不变的，中原并非永远先进，如明清之际哲人顾炎武指出：“历九州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中国之不如外国者有之矣！”

这里将“中国”与“外国”对称，而且“外国”有超过中国的地方。

与顾氏同时期的王夫之认识到文明中心是可以转移的，他在《读通鉴论》《思问录》等著作中，对“中国”与“夷狄”之间文野地位的更替作过论述，用唐以来先进的中原渐趋衰落，蛮荒的南方迎头赶上的事实，证明华夷可以易位，“中国”地位的取得与保有，并非天造地设，而是依文化不断流变而有所迁衍。

王夫之还指出，中国不是从一开头便十分文明，中国也并非唯一的文明中心，他有一种富于想象力的推测：天地之气，衰旺彼此迭相易也。太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麇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而皆然也，必有一方如唐、虞、三代之中国也。

认为上古时“中国”之人如同禽兽聚集，而在日月共照之下的某些地方也可能如同三代中国那样拥有文明，这是理性的中国观和多元的人类文明生成观。

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1981年5月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就如何把握“中国”这一概念，有几点说明：

其一，我们的祖国“是各族人民包括边区各族所共同缔造的，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同中原王朝等同起来”；其二，“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范围”；其三，中国“是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的，而不是汉族一家的中国”。其说有助于澄清关于“中国”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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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之一”的“中国”

以“中国”为非正式国名，与异域外邦相对称，首见于《史记》载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

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

这种以“中国”为世界诸国中并列一员的用法，汉唐间还有例证，如《后汉书》以“中国”与“天竺”并称；《唐会要》以“中国”与“波斯”“大秦”并称。但这种用例当年并不多见。

“中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家概念，萌发于宋代。

汉唐时中原王朝与周边，维持宗主对藩属的册封关系和贡赉关系，中原王朝并未以对等观念处理周边问题；宋则不然，北疆出现与之对峙的契丹及党项羌族建立的王朝——辽与西夏，是两个典章制度完备、自创文字并且称帝的国家，又与赵宋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宋朝一再吃败仗，以致每岁纳币，只得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以对等的国与国关系处理与辽及西夏事务，故宋人所用“中国”一词，便具有较清晰的国家意味。

“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首次以“中国”作专论：

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

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

石介虽仍持“内中外夷”观念，但已经有了国家疆界分野，强调彼此独立，“各不相乱”。宋以后，“中国”便逐渐从文化主义词语向国家意义词语转变。

一个朝代自称“中国”，始于元朝。元世祖忽必烈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国书，称己国为“中国”，将日本、高丽、安南、缅甸等邻邦列名“外夷”。明清沿袭此种“内中外夷”的华夷世界观，有时也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国”一词，但仍未以之作为正式国名。

时至近代，国人逐渐从“往日之观天坐井”，变为“测海窥蠡”，中国观发生变化。

清末郑观应突破“王者无外”、中国在世上“定于一尊”的传统观念，指出，国人必须“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方能改变“孤立无援，独受其害”的窘况。

清光绪二十七年，梁启超论及中国积弱“发源于理想之误者”有三，其二为“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也。吾中国有最可怪者一事，则以数百兆人立国于世界者数千年，而至今无一国名也。夫曰支那也，曰震旦也，曰钗拿也，是他族之人所以称我者，而非吾国民自命之名也。曰唐虞夏商周也，曰秦汉魏晋也，曰宋齐梁陈隋唐也，曰宋元明清也，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盖数千年来，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

同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再次痛议：

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

与无国名相联系，还有无国旗、无国歌等尴尬情形，至近代方逐渐得以改变，“中国”作为国名开始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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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之“中国”

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是在与近代欧洲国家建立条约关系时出现的。

欧洲自17世纪开始形成“民族国家”，并以其为单位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1648年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法兰西波旁王朝、瑞典等国在今德国的威斯特伐利亚举行会议，签订《威斯特法利亚和约》，承认诸国领土、主权及国家独立。此为民族国家得以确认的开端，被誉为“影响世界的100件大事”之一。

远处东亚的清朝对发生在欧洲的重大事变全无所知，却因与全然不同于周边藩属的西方民族国家打交道，须以一正式国名与之相对应，“中国”便为首选。这种国际关系最先发生在清俄之间。

彼得一世时的俄国遣哥萨克铁骑东扩，在黑龙江上游与康熙皇帝时的清朝军队遭遇，争战后双方于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条约开首以满文书写清朝使臣职衔，译成汉文是：“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与后文的“斡罗斯御前大臣戈洛文”相对应，康熙朝敕修《平定罗刹方略界碑文》，言及边界，有“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等语，“中国”是与“鄂罗斯”对应的国名。

17世纪末叶清朝与俄罗斯建立条约关系还是个别事例，此后清政府仍在“华夷秩序”框架内处理外务，如乾隆皇帝八十大寿时，与英王乔治三世的往还信函中，英王国书恭称“向中国最高君主乾隆致意”，多次称清方为“中国”，而乾隆皇帝复乔治三世书从未称己国为“中国”，通篇自命“天朝”。此种情形一直延及嘉庆皇帝与英王乔治三世的来往文件中。

可见，直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朝野只有内华外夷的“天下”观、“天朝”观，没有权利平等的国家观、国际观。

至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列强打开清朝封闭的国门，古典的“华夷秩序”被近代的“世界国家秩序”所取代，“中国”愈益普遍地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名使用，其“居四夷之中”的含义逐渐淡化。

汉文“中国”正式写进外交文书，首见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四日签署的中英《江宁条约》，该条约既有“大清”与“大英”的对称，又有“中国”与“英国”的对称，并多次出现“中国官方”“中国商人”的提法。此后清朝多以“中国”名义与外国签订条约，如中美《望厦条约》以“中国”对应“合众国”，以“中国民人”对应“合众国民人”。

近代中国面临东西列强侵略的威胁，经济及社会生活又日益纳入世界统一市场，那种在封闭环境中形成的虚骄的“中国者，天下之中”观念已日显其弊。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应运而生，以争取平等的国家关系和公正的国际秩序。

而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一个恰当的国名至关重要，“中国”作为流传久远、妇孺尽知的简练称号，被朝野所袭用。梁启超、汪康年等力主扬弃中国为“天下之中”的妄见，但认为“中国”这个自古相沿的名称可以继续使用，以遵从传统习惯，激发国民精神。

近代兴起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运动，更赋予“中国”以爱国主义内涵。

1900年9月24日，自强氏撰《独立论》，称“中国者，吾中国人之中国，非他人所得而保全也；保全中国者，吾中国人自己之责任，非他人所得而代之也”。此后，此一句式广为使用。1905年还写入《同盟会方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中国人任之。”这便是在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呼唤“中国”，渐成国民共识。

梁启超更作《少年中国说》，高唱：

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公元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国际通称RepublicofChina，简称“中国”，英文为China。自此，“中国”成为现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亦以“中国”为其简称。“中国人民”“中国政府”等短语亦随之通用于世界。

“中国”一名，于三千年间沿用不辍，其词义屡有迁衍：由初义“京畿之地”“四夷之中”，演为“中原”“中土”，乃至近代成为“万邦之一”的正式国家称号。“中国”词义的演绎，昭显了中国人国家观念以至世界观念形成的历史——从“天下中心”观走向“全球一员”观，这正是国人现代意识觉醒的标志。

来源：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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